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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慧芬,落入凡间的乐仙走了

2019/8/14 10:20:03

闵慧芬,落入凡间的乐仙走了

 

 

第一次见到闵惠芬,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。按照推算,那正是她对外宣告战胜病魔之后没几年。当时我还在上大学,那天从人民公园出来,穿到对面的华侨饭店,在饭店的转角,我看见了她。当然,那时她不认识我。看上去心事重重的她与我擦肩而过,步履缓慢,背影渐行渐远,高耸的发髻在秋风中有点凌乱。我转身目送,驻足许久。

 

彼时,20岁的我,只在收音机里听过她的《二泉映月》。而且,她的整个气场让我不由思忖:她不属于我们的时代,她一定是从另外的时空穿越而来,不小心被困在了我们这里。后来我看到敦煌壁画里那些广袖、高髻、仙气飘飘的人物,更加心有戚戚:这会是她来的地方的那些人吗?

 

十年后,在我的婚礼上,她是我的证婚人,依然梳着她那标志性的发髻。在那之前,我们已经很熟。和所有我们想当然之中的艺术家一样,她是一名道地的“电子盲”:家里电脑死机了,找我;传真机不出纸了,找我……我索性把住得离她更近的我弟弟介绍给了她。从此,她就不断@我弟弟了。有一回,闵老师遇见我,没头没脑又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:“你弟是个好同志!”

 

闵老师超爱吃大闸蟹,有时宁愿吃到痛风也在所不惜。面对满桌的无肠公子,她欲迎还拒的样子像极了老顽童。上年纪的人喜欢自嘲,小辈也就不介意和她调笑。我儿子小时候,我带他去博物馆,看到唐代胖仕女的雕像时,我脱口而出:“快看,她多像你闵奶奶!”我一直没机会把这个发现告诉她。如果冥冥之中她能看到这段文字,按她的脾性,一定会莞尔一笑。

 

从25岁至今,我听了很多场次闵惠芬的现场演奏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读者:她是中国当代最具感染力的二胡演奏家,没有之一。舞台厂灯渐暗,光束集中在一名气定神闲的女士身上。她微微瞑目,缓操琴弓、指揉细弦,忽而倾身俯耳,忽而闭目沉迷……好吧,我不说了,再细腻的描述都未能描摹她气场的万一。你问我她究竟是哪里好,没听过的人不会明了。我没有小泽征尔那样的艺术气质,不会因为一曲《江河水》嚎啕大哭。但每次听过闵惠芬,我总不无悲哀地思忖:假如有一天她不拉琴了,下一个大师在哪里?

 

闵惠芬是幸运的,她成长于一个民众真正热爱民乐,而不是靠商业手段包装出“大师”、“明星”的年代。她的真正价值,将在某一天她不再操琴时,被恍然大悟的人们认知。她就是她,遗世独立的,不是某某某第二;今后也不会有其他什么人衬得起“闵惠芬第二”。很多应该可以承前启后的事情,被我们做成了空前绝后。闵大师去世的消息传来,我试探地问了办公室几位90后同事,不出所料,无一人知道她是谁,她做过什么。

 

闵惠芬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,自有方家论说。然而她的创新探索精神,却是普通人通过“耳食”即可消受。

 

据报载,1975年,闵惠芬接到上级的通知,要在北京用二胡模仿多位京剧名家的唱腔,录制传统京剧唱腔音乐。后来她才知道,当时毛主席眼睛患有白内障、行动不便,录制“京剧唱段”是为了丰富他的文娱生活。在京剧泰斗李慕良先生的指导下,闵惠芬一共录制了8段不同派别的老生经典唱腔。20多年后,闵惠芬从《文汇报》上得知,“各位音乐演奏家的录音带、录像带中,毛主席最喜欢闵惠芬演奏的 《卧龙吊孝》、《逍遥津》、《哭灵牌》……”

 

“民乐要在普通民众里寻找知音。”闵惠芬将自己的音乐理念化为了每年海内外风尘仆仆的行程。在发病入院的前半年,她依然一如往常地奔波在路上,为传播中国音乐身体力行。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前年,她从一辆从外地演出送她回来的别克商务车上下来。还是那样标志性的发髻,那样微微佝偻的背影,不过看得出身手略略有些迟钝。

 

1992年9月,病愈後的闵惠芬在再度聆听自己病中创造的二胡《心曲》,不禁潸然泪下。(摄影:崔益军)